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

泥土生知：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田野根脉

作者介绍：何可，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6年第6期

农村发展学试图从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视角理解农村系统及其演化规律。其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自主性、知识性和体系性作为内在规定。但一个更根本的追问始终存在：这个知识体系究竟从何而来？

答案不能只在书斋中推演，也不能只向舶来范式求索。它生于泥土，长于田野，其最深厚的根脉，是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独特而丰富的伟大实践。然而，从田野经验到理论建构无法自动完成。田野既可以催生新知，也可能只留下碎片化的地方故事。二者之间的距离，恰恰是方法论需要正视的核心问题。

笔者以湖北省黄石市新港（物流）工业园区金海管理区（下文简称“金海管理区”）为长期田野观察点，持续追踪当地白茶产业的发展逻辑。该管理区地处长江沿线，是工农业空间高度交织的典型地带，承受着空间功能冲突、生态承载刚性与地方认知惯性的三重约束。虽面临这些约束，金海管理区却走出了一条整体性振兴的道路。从诸如此类案例的田野经验中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与分析框架，正是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路径。这条路，需要在田野与理论之间反复折返。

一、田野实践中浮现的农村发展研究议题

深度田野调查的价值，在于发现既有理论难以作出完整解释的经验现象，也在于客观呈现这些现象背后的复杂性与限定条件。金海白茶产业的发展，至少引发了三个值得深耕的议题。

第一个议题是工农关系重塑中的包容性发展路径。经典二元结构理论的早期版本预设了一种零和逻辑：工业化导致农村资源被抽离、空间被挤压。尽管后续研究已揭示城乡互动的多种形态，但金海案例仍具有价值。面对重重约束，当地形成了“以退为进”的应对智慧：向荒山丘陵要空间，走资本深化与技术密集之路，以更严苛的生态标准重建信任。这提示了一种理论可能：工农业之间并非只有竞争和替代这一种关系，在恰当的制度和组织安排下，可以走出共生新路。

第二个议题是多元主体协同互嵌的复合型治理形态。金海白茶产业形成了多主体复合架构：国资企业提供保底收购和收益保险，村集体通过“反租倒包”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合作社通过股份合作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其理论旨趣在于：国有资本逻辑、集体所有制逻辑、市场契约逻辑、熟人社会逻辑，四者不是彼此替代，而是相互嵌入、协同共生。部分西方治理理论暗含着制度线性替代的想象，但金海案例展示了不同的治理形态，即“制度互嵌”。它不宣告任何一种逻辑的失效，也不追求用一种逻辑统辖全局，而是在摩擦中寻求融合，在边界处寻找接口。

第三个议题是乡村空间多功能转化的价值显化机制。金海管理区通过“引水上山”将荒坡岗地改造为茶园，地方文化记忆借由地理标志认证实现价值显化，核心产区规划建设3A级旅游景区推动生态正外部性内部化。空间生产理论的批判焦点在于：谁控制转化过程？谁能获得转化收益？地方性知识是被尊重还是被消解？金海案例的启示正在于此：收益是否在地化，取决于转化所嵌入的制度安排。若控制权和收益分配权留在本地社区，空间商品化可以与地方赋权并行不悖；若外部资本主导，同样的空间转化则可能复制既有的剥夺逻辑。金海案例目前呈现的是前一种方向，但这个方向能否持续，取决于制度安排的韧性与博弈力量的消长，这仍需更长时段的审慎观察。

二、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自觉

从田野中提炼理论，需要方法论层面的清醒自觉。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的田野路径，同时保持对个案限度的自觉。真问题不在教科书的空白处，而在田野中。但个案永远带着自身的特殊性，其启示永远是有条件的。研究者需要做的不只是论证“此处有效”，更需审慎追问“何处可能失效”。这种对边界条件的持续追问，本身就是理论建构能力成熟的标志。承认自己的解释有其边界，知识才可能在边界上生长。

第二，淬炼扎根中国经验的标识性概念，同时推进与既有理论的对话互鉴。实践中已显现若干有概念化潜力的表述，但它们仍需经受更严格的学理追问：与西方理论中的相关概念是何关系？是揭示了新的机制，还是发现了既有机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的特殊实现形态？只有在与既有理论的反复对话中，标识性概念才能清晰界定自己的理论增量。“对话性自主”往往比“宣告性自主”更具学术生命力。

第三，建构贯通经验与逻辑的分析框架，同时保持框架的中间性与开放性。基于某一案例实践所呈现的逻辑线索，需要在更多案例的田野中反复检验、修正和划定边界。建构框架的目的不是追求大一统的理论终局，而是为分散的研究提供一处可修正、可辩驳的共同坐标。好的框架，永远留有修改的余地。

第四，强化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同时避免将文化本质主义化。农民的土地情结、村落共同体的韧性、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互构，这些都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在长时段的历史中逐渐积淀而成。但文化不是静置于博物馆的标本，而是流动中的实践。将“传统智慧”作为理论资源加以重视，不等于将其浪漫化为田园牧歌，更不等于将其固化为不可追问的信条。需要在尊重文化根脉的同时，保持对文化自身变迁与自我重构的敏感。

三、推进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若干方向

基于上述田野发现与方法论反思，推进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着力于以下四个方向。

在问题域层面，追问学科所能贡献的独特视角。那些从田野中浮现、单靠相邻学科难以得到完整回应的问题，正是农村发展学可能作出独特理论贡献的领域。但需要警惕的是，追求“专属问题”容易滑向构筑学科壁垒的误区。与其界定“什么问题只能由我研究”，不如转而追问：面对那些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复杂问题，农村发展学能够贡献何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学科的意义不在于划界，而在于“照亮”。

在理论积累层面，积极推进中层理论建设。学科发展史表明，有生命力的理论几乎都从边界清晰的中层理论生长而来。应围绕若干核心议题积累扎实的经验研究与可检验的因果假说。在中层理论足够丰富后，体系性便会水到渠成。

在概念生产层面，建立田野与理论的常态化对话机制。经验研究者常停留于案例描述，理论研究者常疏离于田野，田野与理论之间的断裂亟待弥合。应当推动田野催生概念雏形，让理论对话厘定概念边界，再开展新的田野检验并修正其内涵。这个过程既是循环，也是筛选。经不起新经验检验的概念，自然会在循环中被淘汰。让田野有力量修正理论，让理论有勇气返回田野，这是概念生产的内在律令。

在价值取向层面，将“共享”确立为与“发展”同等重要的内在规范性尺度。若将“发展”窄化为效率增长而与“共享”相割裂，农村发展学科便缺失了真正的规范性根基。需补充的是，“共享”与“发展”之间并非总是和谐同向，二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冲突同样应成为农村发展学科要严肃面对的议题，而非仅仅作为价值信条加以宣示。

四、结语：让知识在泥土中生长

任何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都不是先验设计的产物，而是回应时代问题的结果。西方农村发展理论的兴起，根植于战后重建与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情境；拉美依附理论的突破，源自对不平等国际分工格局的深刻洞察。今天中国农村发展学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在于：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变迁最深刻、形态最复杂的整体性发展。其蕴藏的理论富矿，世所罕见。

金海案例讲述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理论的生命力不在于概念的精致，而在于回应实践的能力。当荒坡岗地通过引水上山化为茶园，当散落的农户通过组织创新结成利益共同体，当生态的正外部性借助文旅纽带在社区层面实现再分配，这些在田野中发生的鲜活实践，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坚实的原料基础。

至此，一个更具体的认识浮现出来：从田野经验到理论建构的跨越，绝非仅仅依靠研究者的勤奋或直觉便能自动完成。它需要双重能力的淬炼：既能深潜田野，对经验保持敏感；又能超越田野，进行理论抽象。当前，尤其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沉迷于田野细节、止步于案例报告而无意于概念提炼；另一种是执着于宏大叙事、空谈体系而疏于经验检验。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可靠路径，在于田野与理论之间持续的往返：田野为理论提供检验的尺度，理论为田野提供洞察的坐标。而检验的严肃性恰恰在于，田野不仅要为理论提供支撑的素材，也要为理论提供反驳的机会。

从田野到理论，再从理论返回田野。这既是知识生产的内在循环，也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断生长的节律。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前景，取决于学术共同体能否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通这一循环。这需要耐心，需要诚实，更需要一份对土地和农民的深切关怀。唯有同时呈现成功与代价、协同与摩擦、普遍启示与地方边界，知识才能从田野中扎实地生长出来，带着露珠和泥土的体温，也带着对自身限度的清醒认知，穿越时间，传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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