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吕红星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乡村全面振兴从“全面部署”转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433元，名义增长6.1%，实际增长5.4%，城镇居民收入名义增长4.2%，实际增长3.2%，城乡居民收入比从上年同期的2.27降至2.23，差距连续收窄。
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可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快于城镇居民收入，但也要看到收入增速的意义远不止于数字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的增长驱动力结构是否健康、可持续。
农村居民增收仍面临多方面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当前农村居民在持续稳定增收层面面临哪些挑战？您有何建议？
何可：客观评价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不能回避当前面临的深层挑战。
首先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而外向型产业是吸纳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重要领域，其波动将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其次是增收动力的可持续性。当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与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密切相关。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持续发力。但在政策红利之外，农村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仍需进一步加强。尤其在经营净收入方面，如何推动乡村特色产业从“有”到“优”、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是实现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
最后是农村消费的承接能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569元，增长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7%，消费增速明显低于收入增速，表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仍有提升空间。如何让农村居民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将收入增长转化为消费动能，是检验增收成效的重要维度。
应该看到，一季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的表现令人鼓舞，但更需要关注的是“纵深推进”的内涵：不仅要关注速度，更要关注质量。即一季度5.4%的增速背后，是否能支撑起持续、稳定、多元的农村居民增收长效机制，能否摆脱对单一政策刺激的依赖。
从政策层面看，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以“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强调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重心正在从“保基本、兜底线”向“提质量、促转型”升级。在收入层面，就是要在稳定工资性收入基本盘的同时，做强经营净收入增长极，补齐财产净收入短板，优化转移净收入结构，实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和增长动力的内生化。
从金融层面看，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农村金融作为驱动生产力跃升与生产关系调整的创新引擎，通过金融创新催化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从而推动农村居民增收。这不仅是提供资金，更是引导生产要素向绿色、智能方向优化组合。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5.7%，就业压力仍在。当前，有技能的农业户籍劳动力工资远大于没有技能的农业户籍劳动力工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何可：当前劳动力市场所呈现出的5.7%失业率与技能人才高薪并存的态势，本质上是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定价机制发生根本性重塑的外在表现。这并非市场失灵的信号，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真实写照。
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7%，提示城镇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紧平衡状态仍较脆弱。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替代加速的背景下，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需求的边际变化，可能会对这一群体就业稳定性产生传导影响，需要持续跟踪观察。
与普工岗位收缩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技能型劳动力价格信号的持续走强。市场对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定价机制正在改写。无论是先进制造业的高级技工，还是乡村新业态中的运营能手、数字工具应用者，其薪酬水平均显著脱离普工基准线。这种薪酬分化的根本驱动力，在于中国产业体系正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加速转轨。当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再依赖于低廉的组装成本，而是转向工艺精密度、交付稳定性与技术创新能力时，其对一线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便发生了质变。此时，企业支付的薪资本质上是对劳动者所承载的隐性知识、故障预判能力及良品率控制能力的对价补偿。这种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定价机制，倾向于推动技能溢价持续走高，而缺乏专业技能积累的普工群体，则更易面临岗位竞争加剧和工资增长乏力的双重压力。
造成这一现象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指向了城乡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断点。当前活跃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中高龄农业户籍群体，其青壮年时期恰逢粗放式工业化浪潮，大量劳动力在未接受系统性职业培训的情况下即进入车间流水线。如今，随着产业技术升级周期的急剧缩短，这部分劳动者既难以依靠过往的体力优势获得岗位晋升，又因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的缺失而无法逾越技能门槛，最终只能在狭窄的赛道上形成拥挤效应。反观年轻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所提升，但在职业流动中更倾向于工作环境较好、时间灵活的服务业岗位，与制造业技术岗位存在一定缺口的结构性不匹配。加之部分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更新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摩擦性失业。
职业培训资源必须进一步向企业一线下沉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提升低技能普工群体未来的竞争力，您有怎样的建议？
何可：当前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之所以能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除政策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外，部分技能型群体工资水平较快上涨对整体工资性收入的拉动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倘若低技能普工群体的就业稳定性因技术替代而持续削弱，而其又无法通过有效的培训通道实现技能升级，那么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届时，即便宏观统计层面的城乡收入比继续收窄，微观家庭之间的收入改善程度也会出现明显差异，部分低技能农户家庭的增收感受可能滞后于整体水平。这种分化现象需要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予以特别关注。
面对劳动力市场的这一客观现象，宏观政策在继续做好稳岗扩岗的同时，需将更多资源投向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的精准匹配，着力缓解因技能不足导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单纯依靠扩大基建投资或发放稳岗补贴来托举普工岗位需求，已难以对冲技术进步带来的长期替代效应。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在于构建一个覆盖全职业生涯的技能形成与认证体系。这要求职业培训资源必须进一步向企业一线下沉，推动培训内容与岗位实操的无缝衔接，并通过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挂钩的集体协商机制，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清晰可见的收入上升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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