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围绕这一主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专访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可。相关内容刊发于《中国经济时报》2026年1月9日第5版。本推文为完整无删版。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访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可
本报记者 吕红星
近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这为新时代做好农村工作、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指明了实践路径。
应如何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意义？农村金融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当前农业技术推广面临哪些瓶颈？应如何进一步激发农业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从而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可。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会议提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应如何理解这一目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意义？
何可：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将农业农村现代化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来审视，必须超越其作为单一产业发展或局部区域振兴的范畴，认识到这是一场触及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变革。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承载着后发国家实现生产力跨越的普遍使命，更肩负着在社会主义框架下破解城乡二元对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正是这一历史任务的核心实践领域。其本质在于，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在生产力、社会结构与治理方式上，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浪潮实现有机衔接与深度融合。这意味着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前提下，推进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升级，并促进农村社会事业进步、治理效能提升和生态环境改善。这一过程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摆脱“城市繁荣、乡村凋敝”的现代化陷阱，能否真正构建一个全域协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社会形态。因此，锚定这一目标，就是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底色。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破解发展深层次矛盾的战略支点。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挑战，折射出发展转型期各种矛盾的相互交织。例如，城乡要素流动不畅与资源优化配置需求之间的矛盾，小农户生产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以及传统乡村治理体系与乡村振兴新任务之间的矛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其战略意义在于，它不仅着眼于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竞争力，更致力于通过一系列改革与发展举措，优化调整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体制机制。这迫切要求在实践中探索有效的改革路径。湖北黄石新港园区的城乡融合实践，可视为对上述改革路径的局部探索：它试图通过园区平台，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土地、资本、人才等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化配置；通过特色产业园建设和土地整治，将小农户有序导入区域产业链；通过构建起“双线五级”党建引领治理架构，应对因产业与人口集聚带来的新挑战。这种实践是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具体尝试，既体现出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展现了地方层面推动制度创新的积极探索。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塑造可持续文明形态的必然选择。从更广阔的文明演进视角看，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蕴含着对现代化内涵、路径与实践模式的积极探索。纵观全球，在推动现代化历程中，一些先行国家曾不同程度出现过乡村衰败、文化断层和生态退化等现象。中国所追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则蕴含着对工具理性至上、城乡对立文明模式的反思与扬弃。它致力于探索一条道路：在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的同时，守护和激活农耕文明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邻里守望的共同体伦理和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这意味着，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要产出粮食，还要产出优质生态产品和独特文化价值；不仅要提高农民收入，还要实现其作为发展主体的全面进步；不仅要建设现代乡村，更要使之成为承载中华文明根脉、拓展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精神家园。因此，这一进程的成功推进，将有助于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这将向世界展示一种可能性：现代化并非仅有单一线性的解构与替代模式，还可以是融合传统与现代、平衡效率与人文、协调城市与乡村的综合性文明再造。
农村金融须强化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农村金融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何可：农村金融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首先应发挥其作为资本要素优化配置与风险管理工具的基础支撑功能，连接城乡资本流动、激发农村资源潜能。在当前小农经济仍占主体的现实条件下，农村金融必须强化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精准投向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和种业创新等长周期、高风险的薄弱环节，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它需创新风险管理工具，推动农业保险与期货等工具结合，缓解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对农户造成的冲击。
其次，农村金融应作为驱动生产力跃升与生产关系调整的创新引擎，通过金融创新催化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这不仅是提供资金，更是引导生产要素向绿色、智能方向优化组合。例如，发展绿色金融可激励农业减排固碳和生态保护，将生态环境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数字金融则能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破解农村信用信息不对称难题，赋能智慧农业和电商物流发展。更深层地，农村金融需助力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通过供应链金融将小农户有机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从“生产主体”向“经营主体”的转型。
最后，农村金融须发挥促进社会公平、提升治理效能的稳定器作用，协调效率与公平、服务共同富裕目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效果最终体现于农民福祉提升，金融必须避免成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的因素。这要求深化普惠金融，通过移动支付、小额信贷和养老保险等多元化产品，覆盖低收入群体和偏远地区，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农村金融应与乡村治理创新相结合，将信用体系建设融入村规民约，使金融活动与乡村善治相互促进，并探索集体资产股权抵押融资，助力农民合理分享资产增值收益。
超越“就技术谈技术”的思维局限，强化农业技术推广成效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当前农业技术推广面临哪些瓶颈？应如何突破？
何可：农业技术推广的瓶颈，本质上是小农生产结构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矛盾的外在体现。中国农业长期存在的“大国小农”特征，意味着技术推广并非简单的知识转移，而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乃至国家治理模式的复杂转型。当前的核心困境在于：以标准化、规模化、资本化为导向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与高度分散、异质化且兼具生产与生计双重功能的小农经济之间存在错配。这不仅导致技术落地难，更引发了技术供给与真实需求的脱节：不少实验室诞生的先进技术，未能充分考虑小农的边际成本、风险承受力和复杂决策逻辑。推广体系面临的“线断、网破、人散”现象，实质是传统自上而下行政动员模式在市场经济和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中适应性不足与效能衰减的表现。
要突破此瓶颈，必须超越“就技术谈技术”的思维局限，进行全面、深入的工作思路与模式调整。其关键在于优化国家、市场与农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家角色应从技术推送主导者转向共性关键技术供给者、制度环境营造者，聚焦于重大育种攻关、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土壤健康长期监测等具有强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领域。同时，必须激活并赋权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将技术选择权与适配过程部分交还给基层。这意味着培育多元推广主体：不仅是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更要重视村集体、合作社乃至本土能人、乡村带头人等作为技术本地化适配者和整合者的枢纽作用。推广内容应从单一技术点转向“技术-制度-组织”协同配套的综合性方案，将节水技术与水权改革、合作社管理相结合，形成可落地的整体模式。
最深层次的突破在于，将技术推广嵌入到城乡关系转型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之中。这要求我们认识到，技术能否落地，最终取决于“谁来种地”和“为谁种地”的根本问题。因此，必须将技术推广与以下关键举措更紧密地结合：其一，与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和农业从业者代际更替相结合，通过技术赋能吸引青年返乡，塑造技术型新农民；其二，与乡村产业多元化和价值链升级相结合，使技术应用能从优质优价、品牌增值、功能拓展中获得切实回报；其三，与数字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组织形态创新相结合，利用数字平台可能催生的服务规模化、资源虚拟集成等新模式，帮助小农户以更低成本、更灵活方式接入先进生产要素和服务。唯有将技术推广置于生产力提升与生产关系调适的动态统一之中，使之服务于缔造公平而有活力的城乡共生关系，才能真正释放其力量，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农业农村根基。
应进一步激发农业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会议要求“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接续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您看来，应如何进一步激发农业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从而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何可：真正的“造血”功能，来源于乡村内部能否形成一种能够自我循环、自我强化并在开放中获取竞争优势的价值生产与转化机制。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看得见的产业与收入，更要深度关注治理结构的优化、社区共同体的凝聚、乡土知识的活化与现代转型，以及农民对自身发展路径的决策参与权和收益主导权。具体而言，需要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进行调整与革新。
首先，是产权与市场关系的深化与完善。应在坚持集体所有、稳定承包权的基础上，有序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市场化配置，并探索其规范化资本运作，增强农民作为产权主体的市场能力。同时，要构建乡村生态、文化等多元价值向经济收益转化的市场机制，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交易体系，发展乡村旅游、康养等业态，使“绿水青山”的内在价值显化并融入现代经济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湖北黄石新港园区金海管理区转型的地方实践具有参考意义：该地区曾依赖煤炭资源，面临产业枯竭与环境压力，但通过重新定位，利用当地丘陵地貌和气候条件，将白茶种植培育为主导产业，不仅修复了生态，更通过品牌打造和产业链延伸，实现了从“黑色经济”到“绿色经济”的价值跃迁。该案例生动说明，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往往来源于对自身资源潜力的重新评估与创造性开发利用。
其次，是经营主体与组织形态的创新升级。要重点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并大力发展利益联结紧密的农民合作社，构建以集体经济组织为龙头、合作社为纽带的组织体系，使其成为整合资源、对接市场、应用技术、提供服务的中坚力量。避免“空壳化”的关键在于建立并完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并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实现形式，使集体与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
最后，是人力资本的提升、更新与有序更替。“造血”最终要靠“人”来实现。必须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乡村人才战略，不仅通过培训提升留守务农者的技能，更要营造能够吸引并留住外来创业者、返乡青年、专业人才的制度环境与生活场景。这包括提供有竞争力的创业支持、包容性的社区融入机制、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以及尊重创新、宽容失败的乡土文化氛围，让乡村成为有志之士可以施展才华、实现价值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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