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经济参考报》2025年6月5日第7版摘编了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何可教授在乡村振兴荆楚论坛所作学术报告《三农学与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观点。本推文为观点完整版。
探索三农学视域下的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何可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相互交织，形势日益严峻。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边是工业文明延续至今的“高碳惯性”，一边是生态文明催生的“绿色觉醒”；一边是资本主导的规模化农业扩张路径，一边是小农生计与生态系统的脆弱共生。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
倘若无法系统解答“小农如何成为绿色革命的重要主体之一”“传统智慧如何对接现代科技”“生态补偿如何转化为农民生计”等基础性命题，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或将演化为一场脱离土地肌理、背离农民诉求的“技术空转”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信凯倡导的三农学，作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探索方向，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三农学视域下，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需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历史、机制三个层次的三位一体逻辑框架：即以生产方式重构（结构层次）、历史方位明确（历史层次）和运行机制创新（机制层次）为核心支撑。
在结构层次上，强调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机制重塑农业生产体系，既需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化引领作用，又要保障小农户的自主发展空间，构建差异化互补格局。当前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矛盾，在于规模化经营的效率导向与小农生计保障、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尚未有效达成。通过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将土地经营权流转与绿色低碳生产责任挂钩，并将生态价值纳入集体资产管理体系，可推动农业补贴政策精准导向绿色低碳生产，同时优化社会化服务资源配置。这种结构层次的变革不仅着眼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更强调制度安排在引导绿色低碳行为方面的关键作用：即通过经济激励将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社会责任规范强化生态约束，以此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历史层次上，需立足中国农业“小农基础—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将绿色低碳发展置于千年农耕文明传承与工业文明交融的坐标系中审视。传统农作体系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如间作轮作、种养结合等生产经验），为破解现代农业生态困境提供了可进行创新性转化的实践基础。但需警惕当前部分地方实践中存在的路径偏差：过度依赖技术引进而忽视其内在生态伦理与乡土知识传承的现象仍然存在。这种过度依赖外来技术路径的倾向，本质上是资本密集型农业思维的延续，与我国小农经济基础存在一定冲突。唯有构建融入历史视角的理论框架，方能清晰把握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使农业发展既符合生产力提升的历史必然性，又维系乡土社会的文化根脉。
在机制层次上，政策工具组合需突破单一市场导向局限，建立多维驱动的制度保障体系。当前部分地方实践中，生态补偿机制仍存在行政主导色彩较浓、社会主体参与度不高的问题，项目制实施中常出现资源错配现象；绿色金融体系虽具创新性，但服务下沉能力薄弱，信贷产品与小农户实际需求存在结构性错位；绿色低碳技术推广体系在数字赋能过程中暴露出适配性缺陷，部分地区存在技术先进性与实用性脱节的情形。这些问题折射出机制设计对复杂现实的回应不足。生态补偿机制应从项目制向普惠性制度转变，将碳汇/碳减排计量标准与地方实践相结合，使分散农户能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获得稳定收益；绿色金融体系需强化服务下沉能力，通过信贷产品创新和风险分担机制降低技术采纳门槛；绿色低碳技术推广体系则要在数字赋能基础上，构建基于区域生态特征的差异化方案，辅以农户能力建设和乡土互助网络培育。这种机制设计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又通过制度性干预弥补市场失灵，最终实现环境治理成本与绿色低碳发展收益在不同主体间的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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