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何可:以“三农”现代化为支点,撬动中部崛起新格局——基于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湖北战略路径解析

发布时间:2025-03-06文章来源: 浏览次数:

  【核心提示】近日,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九三学社湖北省委经济专委会副主任何可教授应邀撰写《以“三农”现代化为支点,撬动中部崛起新格局》,解读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湖北实践路径。本推文为未删完整版。

以“三农”现代化为支点,撬动中部崛起新格局

——基于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湖北战略路径解析

何可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进程中,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区域战略支点建设的核心支撑。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以“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线,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长江经济带与中部崛起战略交汇点的湖北,需立足“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和“千湖之省”的资源禀赋,将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度融入战略支点建设。通过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激活农业科技动能、重塑乡村产业形态、创新城乡融合机制、践行生态优先理念的协同推进,走出一条具有荆楚特色的发展路径。一、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构建支点建设的战略屏障

一、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构建支点建设的战略屏障

中央一号文件将“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置于首位,凸显了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湖北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亟需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

在耕地保护维度,建议构建三维立体治理体系:通过卫星遥感构建耕地“天眼”监测系统,结合地面传感器网络与无人机巡检,形成违法占地行为智能识别闭环。整合耕地质量动态数据库,对江汉平原、鄂北岗地、鄂东南沿江平原等主产区实施分区管护。在鄂西山区因地制宜推广坡改梯、生物篱技术,将水土流失治理与特色种植相结合。这种分级分类的治理策略,既考虑地理特征差异,又有效兼顾生态保护需求。针对武汉城市圈耕地非粮化趋势,需建立量化评估机制,在摸清耕地用途转换动态数据基础上,探索差异化都市农业负面清单制度,对永久基本农田实施“用途管制+经济补偿”双重约束机制,以在粮食安全与城镇化需求间寻求动态平衡。

在产能提升层面,需突破传统增产路径依赖,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具体而言,可依托洪山实验室等平台开展水稻分子设计育种,着力培育适应江汉平原涝渍环境的新品种。相较于常规育种技术,分子设计育种有望缩短品种改良周期,这对应对极端气候或具特殊价值。在襄阳、荆州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区,分阶段推广北斗导航播种、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等技术体系,优先在新型经营主体中试点应用。在条件成熟地区试点建立长江中游粮食产能交易市场,同步构建交易规则框架与风险防控机制,探索通过省际横向补偿机制实现粮食安全责任共担。尤其应发挥湖北淡水产品优势,构建“优质稻+生态渔”立体种养模式,打造长江中游鱼米之乡升级版。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持续提升,本质上依赖于农业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当耕地面积有限性与粮食增产需求矛盾日益凸显时,科技创新便成为破解“地力天花板”的核心变量。湖北作为科教大省,需将农业科技创新的外溢效应与粮食安全战略深度融合,通过生物技术突破种源制约,借助智能装备重构生产流程,使“藏粮于技”从政策宣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科技赋能不仅提升单位土地产出效率,更催生新型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为后续产业形态变革奠定技术基础。

二、激活农业科技新动能,锻造支点建设的创新引擎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与湖北建设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高度契合。为此,需突破传统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构建基础研究、技术转化、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在种业创新领域,应充分发挥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明确其职能边界,组建长江中游生物育种创新联合体,重点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可尝试建立“南繁硅谷+江汉平原”联合育种机制,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无缝衔接。鉴于种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需同步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在推进上述创新举措时,可探索建立种业知识产权证券化交易平台,以及生物技术伦理审查机制。借助武汉知识产权法庭改革试点优势,构建“技术供给-产权界定-资本转化”的三阶机制,激活种质资源市场价值。

在数字农业方面,建议构建“云+管+端”智能协同体系:云端建设农业大数据中心,传输层完善农村5G覆盖,终端研发适配地形特征的智能装备。依托光谷数字经济优势,打造农业AI大模型训练基地,开发适应湖北地形特征的智能农机装备。例如,针对鄂西山地占比较高的地形特征,重点研发小型化智能农机。可探索创新“数字农服”模式,通过“滴滴农机”类APP整合全省农机资源,建立基于实时数据的农机调度算法,提升社会化服务效率。在潜江小龙虾、宜昌柑橘等主产区建设产业互联网平台,实现生产数据实时监测、市场信息精准对接。

科技创新在释放农业生产力潜能的同时,将引发产业组织形态的链式反应。当数字技术渗透至田间地头,传统农业的时空边界被重新定义,这为三产融合提供了技术接口。湖北需把握这种变革契机,将科技创新形成的“点状突破”转化为产业体系的“网状重构”。智慧农业装备催生精准化生产服务,生物技术突破拓展精深加工空间,数字平台建设重塑产销关系——这些技术要素的聚合效应,正在孵化出超越传统农业范畴的新经济形态。

三、重塑乡村产业新形态,培育支点建设的增长极核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湖北需跳出传统农业思维,构建三产融合、城乡互促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产业链延伸上,需建立“一县一链”动态评估机制,根据资源禀赋变化及时调整主导产业链,避免同质化竞争。可进一步支持监利打造涵盖品种研发、智慧种植、米制品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加速推动随州香菇产业向生物提取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充分依托鄂州花湖机场枢纽,在黄冈建设跨境电商与冷链物流联动的农产品贸易中心。可创新性探索跨行政区产业协作的飞地经济模式,引导武汉食品加工企业与县域共建原料基地。

在新业态培育方面,需深度挖掘“农业+”的乘数效应。在武陵山区发展林下经济与特色种植项目,通过产业链延伸提升经济效益。积极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江村民宿精品线路。在严格遵循耕地保护红线的框架下,选择武汉都市圈非永久基本农田区域,试点都市农园项目,将屋顶农业、阳台经济纳入城市更新体系。理性研判预制菜产业趋势,在建立标准化体系的同时,需同步构建区域性食品安全追溯平台,防范产业过热风险。

乡村产业形态的转型升级,本质上是对城乡要素配置效率的重新定义。当县域特色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时,必然要求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要素流动壁垒。预制菜产业对冷链物流的依赖、跨境电商对数字基建的需求、特色农业对技术升级的要求,这些新业态发展痛点恰恰揭示了城乡融合的深层逻辑:产业升级在突破要素流动壁垒的过程中,既倒逼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的重新配置,又催生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的市场化需求,这种双向作用机制构成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湖北需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产业变革产生的要素需求转化为城乡融合的内生动力。

四、创新城乡融合机制,构建支点建设的动力系统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湖北需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寻求突破。建议建立“人地钱技”四位一体改革试验区,将数字技术纳入要素配置体系,构建要素价值评估算法模型;试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价入股模式,允许村集体以土地权益参与开发区建设。针对此项试点,需明确土地权益入股比例上限和退出机制,建立土地价值评估争议仲裁机制,防范集体资产流失与贬值风险。创新新农人培育机制,可尝试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纳入省级“楚才卡”人才服务体系,给予创业贷款、住房保障等政策包支持。

在金融创新领域,应充分依托武汉区域金融中心优势,发行乡村振兴专项债券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构建农业供应链金融平台,以潜江小龙虾、宜昌蜜桔、随州香菇等特色农产品为标的开展仓单质押融资,同步建立生物资产动态评估模型,以及适应农业生物资产特性的风控体系。可探索设立长江中游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明确社会资本退出时需优先保障村集体股权回购权。

城乡要素的优化配置不应止步于经济效率提升,更需承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使命。当金融资本进入乡村建设、土地要素参与市场配置时,生态价值的计量与补偿机制便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阀门。湖北作为生态大省,需在要素流动中嵌入绿色导向机制:让农业碳汇交易调节产业布局,使生态补偿影响投资决策,用水权交易重构生产模式。此类制度设计既防范要素市场化可能引发的生态风险,又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型资本。

五、践行生态优先理念,绘就支点建设的绿色底色

湖北作为长江经济带的“立交桥”,需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在严格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可于江汉平原选取地势低洼易涝区域,适度推广“虾稻共作+光伏”模式,构建水下养殖、水面发电、岸线增汇的立体生态系统。针对鄂西山区生态特点,实施“碳汇+”工程,发展林药、林菌等复合经营。建立丹江口库区生态补偿2.0机制,探索用水权交易与碳汇协同机制,将湖北的生态区位优势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支点——向北对接京津冀的用水需求,向东衔接长三角的碳交易市场,向西联动成渝的生态产品认证体系,共同绘制“以水为脉、以绿为基”的中部崛起新图景。

创新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完善农业面源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PPP项目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在梁子湖流域试点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将水质改善指标纳入生态补偿计量体系,参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补偿系数,建立跨市州补偿核算体系。进一步完善长江禁渔智能化监管平台,综合运用声呐监测、环境DNA溯源等技术提升执法效能。

上述五大战略要素构成有机循环系统:粮食安全筑牢发展底线,科技创新提供变革动能,产业升级创造价值空间,城乡融合优化要素配置,生态文明确保可持续性。这种相互作用在湖北呈现独特实践逻辑——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约束倒逼科技创新,科技赋能重塑农业比较优势,产业升级吸引城乡要素集聚,而要素重组又为生态价值实现提供新路径。这种螺旋上升的互动关系,正是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形成机理。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湖北需以“三农”为支点,撬动中部崛起全局。通过构建粮食安全新体系、培育农业科技新动能、塑造乡村产业新形态、创新城乡融合新机制、践行生态文明新理念,将农业大省的资源禀赋转化为战略支点的竞争优势。这既是对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深刻践行,更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的关键抉择。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中,湖北有望以“三农”现代化之笔,绘就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时代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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